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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2年4月，北京顺义一个假证窝点被端，搜出假公章两千四百多枚，假文凭、假身份证六千八百多个。
这个案子标注了一个时代切面：2000年代初的北京，有一批外地年轻人卡在学历门槛外面，假证产业就是为这道门槛量身定做的灰色梯子。
徐小媚就是爬这道梯子的人。
初中学历，湖北小城出身，离了婚，把三岁女儿送进武术学校，一个人到北京。
她伪造了研究生文凭，混进媒体圈，在2001年8月的人才招聘会上遇到了周建新。
周建新是周刊主编，看了她的履历不可能看不出水分，但还是把她招了进来，很快提成主编助理。
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背景：2001年的中国职场，对工作场所性骚扰没有任何明确的法律定义。
禁止性骚扰条款首次写入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要等到2005年12月1日。
劳动合同里几乎找不到相关条款。
徐小媚身处的那种关系里，一个没有学历、没有背景、靠主编一句话才留下来的女人，面对上司伸过来的手，制度上不存在一条清晰的拒绝并申诉的通道。
她选择了配合，用身体换位置，这当然是她自己的决定，但那个决定是在一个没有安全出口的房间里做出的。
问题在于，她用身体换来的东西，她自己守不住。
她把做服装批发生意的二姐直接塞进编辑部当首席记者。
周建新出差回来，当着人的面叫她滚。
这一声滚才是真正的转折点。
它意味着她高估了自己在权力关系里的权重：她以为自己已经是不可替代的，实际上主编随时可以把她打回原形。
她试图用一次越界的人事安排来证明自己有了权力，结果恰恰暴露了她什么都没有。
2002年1月9日，她把周建新约到玉泉路的宾馆，趁他洗澡时掏出水果刀，连捅六十多刀。
被捕后她辩称当天被强奸，但衣服上的血迹、凶器和证人证言让法院认定故意杀人，终审判处死刑。
把徐小媚放进2000年代初女性犯罪的趋势里看，她的行为并不典型。
中国法院网2003年的一篇调查显示，当时女性暴力犯罪多集中在家庭矛盾和邻里纠纷，被害人往往是丈夫或身边的人，农村女性占多数，文化程度偏低。
徐小媚的案子偏离了这个画像：她混过媒体圈，作案对象是职场上的权力上位者，手段是蓄谋携带凶器。
但偏离本身恰恰说明问题。
当一个人既没有学历资本、也没有制度化的上升通道、又试图用非常规手段挤进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位置时，一旦那根借来的梯子被抽走，她摔下去的方式可能比原地不动的人更激烈。
假文凭给了她入场券，身体关系给了她短暂的加速度，但这两样东西都不是她自己挣来的，随时可以被收回。
她杀死的不是一个辜负她的男人，是那个让她看清自己依然一无所有的瞬间。
死刑执行那天她三十岁，距离她伪造那张研究生文凭，不过四五年。
特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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